[34] 俄罗斯宪法针对国家的权力负面清单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这样一些：其第13条规定，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任何宗教不得被规定为国教或必须信仰的宗教。
[17]即持续地、旨在损害或消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攻击, 并且选择了适当的、有助于实现目标的计划周密的手段。[18]这种攻击不以身体上的暴力为前提, 纯粹精神上的攻击也可以, 即对居民进行精神上的影响并旨在否认自由立宪国家。
基本法构建了一种受到价值约束的民主, 即所谓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对此, 学者施内勒认为, 在今天这个媒体统治的时代, 公众的焦点越来越多地针对个人, 尤其是那些具有克里斯玛气质的人身上, 相反政党则是由相对匿名的人组成的, 因此, 基本权利丧失并未失去重要性。[5]权利滥用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法, 并传播到欧洲的很多民法典中, 此后公法包括宪法将其引入。[39]当然, 丧失的只是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面向, 其客观法面向仍然保留, 比如基本权利的制度面向、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功能、对民法解释的影响以及组织和程序功能、国家的保护义务。实际上, 除了参政权外, 没有哪个基本权利纯粹是政治性的。
摘要: 在德国, 如果个人滥用基本权利攻击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将导致其丧失某些基本权利的后果。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德国 。另一个是无法处理对非西方世界的同化和纳入问题，从而不得不通过将国际法发展为一种文明-野蛮话语来正当化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
④［英］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宗教改革），奚瑞森、亚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如此就形成了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所言的现代宪政主义的一致性帝国，在这里，一个出身同质文化的‘主权人民经由一番审慎协商的程序建立了一部宪法。为了区别于中世纪基督教帝国的普遍意识，它的表达方式是历史主义的，它通过文艺复兴所兴起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⑤来区别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法学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是哲学性的，因而是合乎规范的，它的政治表达方式是主权及其限制问题。
⑧ 根据前一种理解，宪法是人民整体意志的表达，它替代近代早期的王权政治，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新象征，而人民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表达自己意志的后果就是成文宪法，它通过创设一系列制度机制将人民（或其中多数人）的意志和欲望表达出来。后者要求通过制定宪法将这种政治意志表达出来，并基于此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制度下的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行政）、欧洲法院的政治建制。
前者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对于人的自然权利为神圣权利的确认。通过追溯西方民族国家和宪法政治的生成，本文试图阐述这种以同质人民／民族为政治前提的政治想象，使其无法处理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帝国问题。42 全球行政法的方案比较节制，其倡导者可能认识到条约宪法化的步子太大，而现实的国际规制又不可或缺，故而寻求全球行政法作为替代性方案。13［德］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二、民族国家与宪法政治的历史生成 （一）两种民族国家观 目前，学界对民族国家的认识仍然被启蒙运动的观念所支配。与此同时，它的现代性所隐含的进步论调最终将自己表述为一种线性的普遍历史观，因而任何试图反对它的努力要么是徒劳，要么就会被冠之以反动之名。帝国始终是欧洲列国时代挥之不去的政治想象，欧洲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激励着包括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在内的帝国运动，以及二战之后的欧盟一体化建设，21而欧洲国家对非西方世界海外殖民，又使它们发展出关于全球帝国的新意识，从而使得16—18世纪的欧洲史不仅表现为对既有领土的统治，而且包括对巨大空间的掠夺和占有。47Rainer Wahl， In Defence of ‘Constitution， in Petra Dobner and Martin Loughlin（eds.）， The Twilight of Constitutionalism？， p. 233。
民族国家的同质性，要求它必须不断通过排除或同化的方式来塑造自己，因此，如何处理帝国实践所纳入的异质性，就成为民族国家宪法政治的理论难题。前者引发的革命海啸最终引发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古老帝国的解体，后者则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各种王政的垮台。
国际法的宪法化方案试图全面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宪法理论框架，在民族国家之外将宪法概念化，发展国际（全球）宪法。对外而言，它在为新生政权提供新的宪法秩序想象的同时，也通过对万民法的改造，将至大无外的帝国秩序发展为有内外之分的国际法秩序。
11两种立场分别见于［英］T·R·S·艾伦：《法律、自由与正义——英国宪政的法律基础》，成协中、江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通过一场普遍主义的革命，美国和法国首先告别了旧秩序下历史主义的民族国家，而通过理性的成文制宪政治开辟了道德主义公民的民族国家。这些方案是否能够挑战、发展甚至取代民族国家的宪法政治？2016年以来的世界政治走向已经告诉我们答案。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意识到欧洲后世发展出的宪法政治及其理性民族国家高度依赖于一个在先的、具备同质性的历史民族假设，而这个历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又是欧洲在近代早期反帝运动的产物，由此所凝结成的牢固的民族认同，使得它天然地无法应对多元帝国的统合问题。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而言，在近代和西方世界秩序碰撞所产生的挫败感，使之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否定心理，仿佛不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宪法理论，并借此肢解、改造自己原有的政治制度，就永远是文明世界的野蛮人。它通过将欧洲现代宪法政治的逻辑附加到国际法的修辞中，发展出一套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观，从而排斥了非西方世界对于这套国际法秩序的平等参与资格。
这种文明话语的核心就是否定殖民地社会的主权地位及其原住民的人民身份，原住民成为帝国支配体系中的二等公民，被视为心智和治理能力都有待于提高和完善的未成年人，文明社会的局外人，他们不受文明社会法则支配而始终处于法之外的自然状态，因而是可以任由暴力处置的赤裸生命。这一被学界称为早期近代的历史时期，是欧洲大一统的罗马基督教帝国意识开始瓦解的关键阶段，也是地方性民族意识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法律思想线索集中反映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中，并通过各种地方化王国和城邦对该知识遗产的挪用和转化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化目的。
⑦法学传统在欧洲的产生是法律人文主义的贡献，后者为后世欧洲制宪辩论贡献了两条理论线索，理解它的关键首先要明白欧洲法学传统在16世纪从帝国传统向民族国家传统的思想转型。（一）国际法与殖民帝国的内外之别 在《大地的法》中，施米特（Carl Schmitt）将殖民问题纳入欧洲公法背景中，揭示了欧洲民族国家建设的二元主题。
⑥但通过把握文艺复兴这个欧洲现代性的时间节点，他们无疑都有对于欧洲民族国家认同和来源的自我理解。伴随这场领土扩张运动的另一场运动便是构建一个白人民族的殖民运动，它在联邦政府的干预和战争主导下，通过排除美洲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奴役黑人，形成白人至上，体现为种族等级制度和殖民国家（settler nation）的帝国形态。
31正是这种愿望，驱使杰斐逊实施了帝国计划，在他看来，迅速的繁殖能力将使得白人很快占领整个美洲大陆，届时这群说着同样语言、被相似的形式和法律统治的人民32将组成一个自由帝国。尽管二者对于权利的优先顺序的理解有所差异，对于成文宪法的功能和实施方式也有不同认识，但二者基本共享了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精神，那就是普遍主义的人的权利和道德主义的公民身份。12 这种一致性原则，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宪法政治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26 为了协调这一悖论，欧洲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以民族国家为内核的殖民帝国政治，它在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国际法的文明话语。
就政府和个人权利关系而言，这种立场通常认为政府优先于个人权利，宪法首先创设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然后由这个立法机关决定什么权利值得保护。大一统的欧洲想象在政治强人的野心召唤下发展出一轮轮的帝国运动，但由于欧洲诸民族共同的基督教徒身份，使得文明-野蛮的殖民话语无法奏效，而启蒙运动发展出的道德主义的公民概念，也遇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中东欧国家以历史主义民族意识为名义的狙击。
……宪法以一套一致性的法律与代议政治制度创建了一个独立自治的民族国家，所有公民在这套法律政治制度之下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不管他们的结社是被视作个体组成的社会，或者是被视为民族，或者是被视为社群。通过展示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和帝国建设的互动，本文揭示了这种宪法理论的民族国家之困。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正式拉开了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序幕，但几乎与此同时，围绕欧洲未来的可能形式分化出联邦论和民族国家论（疑欧论）两种立场。在密尔等思想家看来，由于印度不具备一个民主社会的自我统治能力，是需要英国予以监护的未成年人，因此对印度的专制统治就成为帮助印度人自我改善，直至实现自我统治的必经之路。
由于优士丁尼法典本身是东罗马时代的文化产物，它对古典罗马法的编纂并不必然反映古典拉丁的文字风格，而其中夹杂的大量希腊文更是对讲求纯正拉丁文字的人文主义学者的精神污染。由于在其起始处的一致性假设，它已经失去应对多元性帝国问题的能力，而只能借助国际法形式来进行帝国再造运动。全球宪法理论的倡导者们再也无法回避民主赤字的难题，这个在其批评者看来由国际官僚和全球社会共同组成的非神圣同盟，48最终因其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隐秘的颠覆遭遇了一场滑铁卢，从而为全球化的未来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霾。哈贝马斯可能是对这一方案最热情的支持者，在他看来，通过这种方式，《联合国宪章》已经发展为事实上的宪法，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人们不再必须将成员国视为国际条约的唯一主体。
哈贝马斯49再次为我们提供了线索。类似于欧洲的近现代运动，中国的近代史同样呈现为民族国家建设和帝国建设的复调结构，但不同于欧洲近现代运动的是，中国在反殖民地、革命和改革的经验中最终整合了这两种建设，呈现出一个多元复合的新体制。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条约关系无法宪法化的原因体现在价值和制度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语言障碍导致全欧洲范围内缺乏沟通系统，这使得能够超越专家层面的公共辩论无法开展。我们未经印第安人同意而统治他们，我们未经领地人民的同意而统治他们，我们未经我们孩子的同意而统治他们……比起他们那野蛮、血腥的掠夺统治，这个共和国正当、人道和文明的政府不是更为菲律宾人民所取吗？33 （二）条约关系宪法化的难题 与此同时，再帝国化也给欧洲带来了诸多政治灾难。
*本文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中国宪法研究（项目号：G1604）阶段性成果。23欧洲统一的基督教秩序虽然被民族国家分割，但这些单位共享的文明背景和公法原则，促使它们结成一个如伏尔泰所言的相互尊重和承认、密不可分的文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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